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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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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 发布日期:2016-11-12 14:51:12   来源:摘自-西安新闻网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荣德生

艰苦创业的第一代

 

    杰出民族工商业家荣德生
   荣德生旧居,在无锡市四郎君庙巷,即今健康里荣耀花园内。原是荣德生长婿李国伟住宅,建于民国初年。荣德生晚年长期居住于此,直至逝世。


  荣德生(1875-1952),无锡西郊荣巷人。父荣熙泰,在广东三水县厘金局任职司账。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始荣家独资经营钱庄。二十八年(1902)起,从事工业投资,开设保兴面粉厂,不久改为茂新面粉厂,生产的“兵船牌”面粉畅销市场。三十三年(1907)创办振新纱厂。宣统元年(1909),荣德生任振新纱厂总经理。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他先后创办了公益小学、竞化女小、大公图书馆、公益工商中学。1912年,又创建梅园,重修南禅寺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荣氏的民族工业得到长足发展。1922年,荣氏兄弟已拥有面粉厂十二家,占全国面粉业的三分之一。1919年,荣德生在无锡开办申新三厂,1921建成开工,该厂拥有纱锭五万枚,布机五百台,电机三千二百千瓦,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纺织厂。至1931年,申新系统已发展到九个工厂,拥有纱锭五十二万多枚,布机五千三百多台,占全国棉纺织总产量的五分之一。抗战时期,荣氏工厂遭到重大损失。抗战胜利后,荣德生回无锡,收回茂新二厂、申新三厂,重新投入生产,又开办天元麻纺织厂。期间,荣德生遭绑架,被勒索巨款。但仍创办江南大学。

 

    1949年后,他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商界代表,并被推举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被中央人民政府行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1952年7月29日,病逝于无锡,终年七十七岁。所著有《荣德生文集》传世。


  今存荣德生故宅,整个宅第坐北朝南,原有门间、主楼、厨房、餐厅和附房,均围在院墙之内。主楼面阔六间,高两层,仿西式砖混结构,走廊和楼梯均设在中间。楼前、楼后都是花园。荣德生晚年居住于此长达五年之久,解放前后无锡工商界的不少重要会议、活动都在这里进行,如1948年底,荣德生在这里召集工商界爱国人士,商量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事,并委派钱钟汉等为代表,赴苏北解放区,与管文蔚、陈丕显等联系,做好配合解放军渡江后解放无锡的工作。


  荣德生逝世后,房产由其小女婿湖汝禧夫妇代管,后由无锡市工商联借用。1994年1月列为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上世纪末,荣耀置业有限公司建造荣耀花园,荣德生旧居之围墙、门间、厨房、餐厅和附房被拆除,仅存主楼一幢。 

  

    民族实业家荣德生
   荣德生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开创者之一。他和兄长荣宗敬从1896年经营钱庄开始携手创业,1902年起,在无锡、上海、武汉、济南等地开设面粉厂、纺织厂等工业企业,先后创办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成为驰名中外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宗敬逝世以后,他又带领儿辈把企业扩展到重庆、成都、宝鸡、天水、广州等地,修复被日本侵略军毁坏的企业,并创办合丰企业公司、天元实业公司和开源机器工程公司。荣德生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荣氏企业是我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荣家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彭真同志也说过:“荣氏兄弟对于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贡献,历史将会大书特书的。”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无锡荣巷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这里出现过荣宗敬、荣德生两位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也诞生了“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荣巷分上荣、中荣、下荣三个自然村落,拥有从清代到民国的一系列历史风貌古建约157幢。狭义上的荣巷,主要是指中荣、下荣.据无锡史志记载,明正德始年荣氏始祖荣清迁来无锡,清末至民国,荣氏家族在民族 工商界的崛起,给荣巷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从而留下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烙印和地方特色的近代建筑群。   

                    

    家世

    荣宗敬与荣德生,江苏无锡开源乡荣巷人,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荣宗敬,原名宗锦,晚号锦园,生于1873年9月23日(阴历八月初二);荣德生,原名宗铨,号乐农,生于1875年8月4日(阴历七月初四)。

 

    据《荣氏宗谱》记载,荣氏兄弟祖籍山东,鼻祖荣启期曾与孔子有交往,先贤荣子祺是孔子72贤徒中的第59名。北宋进士荣湮为近祖第一世,曾任广东转运使,迁居鄂渚(今湖北武昌)。传至第十四世荣清,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廉洁,喜游览”,而不愿入仕途。明洪武末年后,从湖北沿江东游,经过金陵来到无锡,被这里绮丽的风光所吸引,选定在惠山南麓长清里“卜宅而居”,“遂为梁溪荣氏始”。他的三个儿子继先、承先、念先的居住地依次称为“上荣”、“中荣”、“下荣”,这就是荣巷的由来。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他们耕作捕捞,繁衍生息。从16世纪起,便借助这里水路交通特别便利的条件,从事航运商贩,有的甚至远涉重洋,发了大财。到19世纪初,这块由荣姓宗族聚居的地区,发展成为无锡城郊一个重要的集镇。

 

    荣氏兄弟是梁溪荣氏第十七代,属“下荣”念先之后。祖父荣锡畴(1823—1863)是个小商贩,经常摇着小木船,往返于锡沪之间,贩卖各种商品。他留给后代的家产只有两间旧瓦房和十来亩土地。父亲荣锡泰,字文治,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二,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太平天国以后,家道中落,荣锡泰入铁铺习业,以学得一技之长,维持家计。他为人忠厚,办事勤勉,深得店主赏识。为了重振家业,他远出谋生,起先在浙江义乌逸家冶坊当会计,1883年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广东,经当时任张之洞幕僚的族叔荣俊业介绍,在太仓人朱仲甫手下,司理磨刀口、三水河口厘金局账房和肇庆府总账,直至1896年1月中旬因患病回到无锡。“在广十余载,馆谷所得,积有羡金数千缗。”这一笔积蓄,据说有现洋6000元,是日后荣氏兄弟创办实业时原始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母亲石氏,是无锡山北石巷的一位农家女儿,勤劳贤淑,自从嫁到荣家后就挑起了全副家庭重担,种桑养蚕,缫丝纺织,哺育儿女,伺奉尊长。艰苦创业、守业的先辈们,成为荣氏兄弟日后人生道路上效法的榜样。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声誉卓著

 

    艰苦创业之路

    1889年秋,14岁的荣德生由哥哥荣宗敬引荐,到上海通顺钱庄当学徒,兄弟俩走上了同一条习业谋生之路。在学徒生涯中,他们勤奋好学,通晓了珠算、记账、存款、放款、贴现、汇兑等各种钱庄业务,并抓紧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写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荣德生练就了一手好书法。他深有体会地说:“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

 

    1891年,荣宗敬学徒期满后,转到上海南市森泰蓉钱庄做了三年跑街,学习和积累了许多金融市场资金调拨和小麦、棉花产销行情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荣德生满师后,因不满意钱庄微薄的工资,于1893年春随父亲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做了帮账,办理进出口税务。所有这些,对荣氏兄弟后来经营面粉、纺织企业,不能不说是至关重要的准备。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森泰蓉钱庄倒闭,荣宗敬失业回家。不久,荣德生也陪同患病的父亲从广东回到无锡。在荣锡泰的筹划和支持下,荣氏兄弟出资1500元,招股1500元,于3月在上海鸿升码头附近开办了广生钱庄,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正账。5月中旬,在无锡设分庄,荣德生任经理,兼营江阴、宜兴等地汇兑,并开设公鼎昌茧行收茧。不料两个月后荣锡泰病故。广生钱庄三年无甚盈余,三位合伙人不愿再干,拆股而去,荣氏兄弟从1898年起独立经营。这一年,后来被他们确定为自己创业的起点。

 

    外人认为兄弟俩年轻,恐难维持。谁知兄弟俩格外小心,做事稳重,开支节省,外界信服。义和团事件后,大批北方商人到沪买面粉,汇兑活跃,广生两年间赢利近两万元。两兄弟在荣巷开设的公鼎昌茧行,每年也有两三千元的利润。钱庄和茧行的赢利,是荣氏兄弟创办实业时另外两个重要的资本来源。

 

    1899年秋,荣德生应朱仲甫邀请,再次去广东任省河补抽局税务总账房。这次赴粤虽然不到一年,但在其人生道路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荣德生在此期间阅读了《事业杂志》等许多西方书刊,亲眼目睹了香港、广州等地外国人经营的近代企业兴旺发达和大量外国面粉免税进口、倾销中国市场,以及中国劳动者备受欺压、白银大量外流的情景,从而萌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开始在“专心做一新事业上着想”。1900年夏天,义和团事件后,全国一片混乱。荣德生回沪经营,发现百业萧条,唯独内地小麦源源涌来,而沪产面粉不断外运。根据“民以食为天”的中国古训,他产生了兴办面粉厂的念头。而这时的荣宗敬,也从几年来广生钱庄的业务和上海各业平淡,唯有面粉厂年年获利中认识到:“粉厂一业,关系到民生所需,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兄弟二人对创业的设想竟然完全一致。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1938年1月在香港,这是荣宗敬生前最后的留影

 

    主意既定,立即行动。荣氏兄弟与从广东卸职回乡的朱仲甫合作,经过一年多筹备建设,在无锡西门梁溪河畔的太保墩开办了保兴面粉厂,于1902年3月17日开机生产,朱仲甫任经理。这个厂是无锡历史上继杨艺芳、杨藕芳兄弟在1895年创办的业勤纱厂以后的第二家近代企业,也是我国早期由民族资本经营的小型机器面粉厂之一。这个厂设备简陋,规模不大,产量也不高,以致有的学者认为它还不能称做近代企业,而只是一家“机器磨坊”。但是,作为荣氏兄弟创办实业的第一步,它确是荣家企业百丈高楼的奠基石。

 

    保兴面粉厂投产后,由于封建势力的诋毁中伤,面粉销路不畅,获利甚微,朱仲甫失去了信心。1903年,他抽股重回广东官场。荣氏兄弟增股至2.4万元,成为最大股东,另有一些新股加入,保兴资本增至5万元。为了表示一个新的开端,保兴更名为“茂新”,由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任批发经理。荣德生切实把好从选麦开始的每一个环节,不断扩大生产,重用善于营销的王禹卿,面粉销路大畅,创出了“兵船”名牌。

 

    在茂新面粉厂日益发展的同时,荣氏兄弟根据“发展实业,应从吃着两门入手”的指导思想,于1905年8月与荣瑞馨等人发起,集资27.08万元,创建振新纱厂。1907年3月21日投产。开工初期,因经营管理不善,亏蚀甚巨。后由荣宗敬出任董事长,荣德生担任经理,一改经营落后局面,企业扭亏为盈。1910年,振新厂生产的棉纱在市场上已能与日纱“蓝鱼牌”相匹敌。

 

    荣德生兄弟从金融转向实业,从面粉业发展到纺织业,在创业的道路上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在实业界站稳了脚跟。他们抓住辛亥革命及一战中民族工业发展环境相对宽松的有利条件,采用设立新厂、租办和收买旧厂等办法,在无锡建茂新二、三厂,在济南设茂新四厂,在上海创办福新一、二、三、四、六、七、八厂,在武汉设福新五厂。12家面粉厂的301部粉磨,日产面粉7.6万包,约占我国民族资本面粉生产能力的31.4%,全国面粉(包括外商在华面粉厂)生产能力的23.4%。在纺织业方面,荣氏兄弟扩大了振新规模,添机至3万锭,并提议在上海、南京、郑州增设三家新厂,遭到一部分股东的强烈反对。鉴于振新部分股东只想分红,而不愿将赢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荣氏兄弟毅然退出振新,1915年去沪创办申新纱厂;1917年买恒昌源为申二;1919年在无锡筹建申三;1921年创建武汉申四。至1922年,这四家纺织厂共有纱锭13.4907万枚、布机1615台,年产棉纱8.0356万件、棉布35.9530万匹,成为当时我国棉纺织行业发展速度最快的企业。

 

    申新三厂筹办过程中,荣德生对栈房司磅说:“到年底结账,如果栈房比账上多了东西,我是要停你的生意的。司磅一定要公平,是多少磅多少,不能少磅多进。少磅多进,这是偷窃行为。你能偷人家的,也就能偷我的。”

    一战结束后,列强卷土重来,国内军阀混战。民营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内部矛盾也凸显了出来。荣氏面粉厂数目未增加,只是更新与扩充了部分设备。至1932年,12家面粉厂的347部粉磨日产面粉能力为9.65万包,约占全国(东北除外)机制面粉总产量的30.7%。这期间申新四个厂扩展到九个厂。1925年4月购买德国大纱厂为申五;同年6月租办常州纱厂为申六,六年后归还,1931年10月购买厚生厂填其位;1929年1月购买东纺纱厂为申七,同年在申一旁建申八;1931年购买三新厂为申九。至1932年申新系统年产纱30.6248件,棉布279.8486件,分别约占全国纱、布总产量的18.4%与29.3%,登上了“棉纱大王”宝座。

 

    1932—1933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列强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棉布占到进口货物的将近一半。“九·一八”之后,日商相继操纵我东北、华北市场;“一·二八”事件之后,申新各厂一度停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中国的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我国的民族工业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加上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倍增,购买力骤降,国内市场不断萎缩,荣家企业连年亏损,债台高筑,造成了创业以来最严重的经营危机。到1934年6月底,申新全部资产6800万元,负债6300万元,光利息支出就超过500万元,后来连利息也付不起,银行不再放款,致使“申新搁浅”,申新一至九厂全部抵押出去。尚有盈余的福新分离出来,另立福新总公司,由王禹卿主管。统一的荣家企业,由此开始走向分裂和衰退。

    面对危机,荣氏兄弟一面呼吁政府给予支持,一面求助外国银行继续放贷,结果不但都未如愿,反而引鬼上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陈公博、宋子文等人企图趁火打劫,扬言要把申新收归国有,一举吞并申新;英商汇丰银行则勾结不法日商,公开以低价拍卖申新七厂。荣氏兄弟拼死抵抗,并得到上海和全国各地实业界同行和社会公正舆论的声援,申新广大职工也奋起全力支持,才使国民党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得逞,申新勉强维持下来。至1935年4月,申新各厂负债超过了全部资产总额,出现了资不抵债的局面,荣氏兄弟“无日不在愁云惨雾之中”。事后,荣德生深有体会地说:“是年之多事,为生平未遇。思想正大,立论未错,垂危之局,卒保平稳,教育义务亦未稍停。余至今尚津津乐记,后之办事业者,必以诚心为心,富贵岂难事哉!”

 

    1936年,荣家企业获得转机,申新各厂年终赢利308万元,荣德生精神大振,雄心勃勃。不料,刚准备还清债务图谋大发展之时,“七·七事变”爆发,荣氏企业所在的济南、上海、无锡、武汉相继沦陷。除公益铁工厂与申四、福五部分设备迁至内地外(内迁过程中损失很大),绝大部分都遭到日寇破坏、抢劫和强占,损失惨重。其中上海申新八厂(战后再也未能恢复)和无锡茂新一厂全毁;申新三厂库存的五万多担棉花、3413件棉纱、6.4223万匹棉布、4000多吨煤,连同部分厂房和机器设备,有的被日军抢走,有的被浇上柴油,放上硫磺、炸药,纵火焚烧或炸毁;茂新二厂库存的几万包小麦、面粉、麸皮,也被洗劫一空,直接经济损失按战前币值计算为5281万元。

 

    在企业遭到惨重损失的同时,荣氏家族的成员也接连遭到劫难。1937年底,荣宗敬为了维持企业生产,曾参与以工商界人士为主体的上海市民协会的活动,不料这个组织由日本侵略军在幕后操纵。真相被揭露后,他毅然脱离关系,于1938年1月4日秘密离沪。2月10日,这位荣家企业的创始人,在悲愤抑郁中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66岁。1939年7月20日,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因患鼻咽癌在上海去世,年仅34岁;1940年,次子荣尔仁被匪徒绑架,在魔窟关了58天;1942年,三儿荣一心又被日本宪兵队扣押。

 

    抗战一开始,荣氏兄弟就投入了抗日救国的伟大洪流。1937年8月16日,无锡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发起募捐,支援抗战。荣德生立即响应,在一个多月内,先后捐助面粉5万包和其他许多慰劳品。他还把申新三厂装运棉花的船只交给荣永记轮船公司到上海接运难民回无锡,费用全部由荣氏兄弟负担。公益铁工厂奉政府之命,停止生产纺织、面粉机器,专门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军需品,支援前线。荣氏兄弟还把济南茂四积存的几万包面粉和数千包小麦,用记账方式转交给第三集团军充作军粮。

 

    荣德生对企业的内迁,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1937年9月,申新三厂就有三部旧纱机和200台新机装船内迁;11月份,公益铁工厂又迁出一部分设备和原材料。不料途中遇到镇江海关的阻拦,硬要资源委员会的内迁证明,否则不予通行,致使这批设备和原材料大部分散落在苏北各地。只有公益铁工厂的少量机器运抵重庆,依靠随机内迁的几十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在重庆菜园坝租地建厂,继续进行军工生产,后来迁至江北黑石子,发展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公益纺织面粉机器厂,生产各种工作母机。

 

    1937年11月,荣德生避居武汉后,全力支持他的女婿李国伟一面加紧生产,一面将申四、福五的生产设备通过水陆两路,运往四川、陕西。根据荣德生“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创建事业”的指示,李国伟等人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天水等地建立新厂。到1945年,共计开出纱锭3.45万枚,布机580台,日产面粉能力4500包,规模虽然不大,但开工很足,获利丰厚,为支援抗战和发展内地工业做出了贡献,也为荣氏企业清偿战前债务、战后恢复重建积累了资金。

 

    1938年6月,荣德生从武汉经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总公司同仁见面虽然都“倍行客气”,但他深感“事权全非,远异吾兄在日”。过去那种精诚团结、同心协力、苦渡难关、共谋发展的局面已不复存在。面对满目疮痍的企业、巨额的债务和总公司内部的人事纷争,荣德生没有接任荣宗敬留下的总经理职务。他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实际上他非常关心局势的发展和企业的状况。每逢关键时刻,他都要出面指点;一些重大决策,也仍由他拍板决定。1938年秋,申四在抗战前订购的1.9万枚纱锭运抵上海,因战事无法西运,外国洋行欲令退货,荣德生没有应允。在他一手操持下,将其中1.5万锭装在申九,使其发展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棉纺织厂,其余4000锭交给荣一心,创设合丰纺织厂。这个抗战时期在上海新建的小厂,在当时和战后都起过重要作用。

 

    1942年5月,汪伪政府进行“币制改革”,荣德生抓住这个新旧货币交替、黄金价格暴涨的机会,利用抗战以来企业的赢利,一举还清了战前积欠的几千万元债务。在此前后,日军曾提出要“合作经营”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二厂,或签订租约租用这两家工厂,荣德生都严词拒绝;日商丰田纱厂企图强行收买上海申新一厂和八厂产权,荣德生也不答应。他说:“我是中国人,决不把中国的产业卖给外国人。”汪伪政府的“外交部长”大汉奸褚民谊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专门在国际饭店设宴招待荣德生,企图迫使他做出让步。荣德生拒绝赴宴,并斩钉截铁地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示宁可让日军把工厂搬空毁掉,也决不出卖两厂主权。在荣德生的影响下,荣氏企业中没有一个厂同日伪合作,亲属同仁中也没有一个人向日伪屈服。

 

    抗日战争胜利后,荣德生满怀喜悦的心情,立即投入了旧企业的修复和新事业的创建。他曾真诚地希望通过政府向日本索取赔款,以补偿荣家企业在战争中的重大损失;并希望得到政府的扶持和借款,以便有足够的资金致力于企业的恢复和发展,实施他的战后复兴荣家企业的“天元计划”。然而,无情的现实使荣德生的美好理想成为泡影。蒋介石政府一意孤行,坚持独裁、卖国、内战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巧取豪夺,变本加厉地压制民族工业。荣家企业既没有得到日本的赔偿,也没有得到政府的借款,反而在收回被日伪强占和搬走的设备、财产时,多次遭到接收大员的无理刁难和公开勒索。在抗战胜利后的几年中,荣德生除了在无锡创办了天元毛麻棉纺织厂、开源机器厂等几个规模较大的新企业,修复了申新三厂,重建了茂新一厂外,原有的纺织、面粉企业几乎没有得到新的发展,有些毁于战争的老厂,如上海的申新八厂,则始终没有恢复。战后荣家企业各厂的生产,都没有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逐年缩减。

 

    更令荣德生寒心的是,就连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1946年4月25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勾结黑社会绑匪,绑架了荣德生,把他关押在四面无窗、终日无光的黑屋子里33天。“以事业为救济”的他毅然写下遗嘱:如果交出匪徒要的50万美元,“将影响整个生产,使大批工人失业,所以宁可牺牲个人而保全事业”。最终被特务绑匪敲诈去的赎金和付给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破案”酬金共计60万美元。在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逮捕,关押77天,经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处以六个月徒刑,缓刑三年,先后被勒索去棉纱、布、面粉、栈单、黄金、美钞,总价值折合5000件棉纱。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又以所谓“军粉霉烂案”的莫须有罪名,对荣毅仁控告起诉,原定于5月25日开庭审理,由于上海迅速解放,才避免了更大的厄运,但已被敲诈去黄金10条、美金5000元。至此,荣德生终于认识到国民党当局“视民力若牛马,待民意如敝履,剥尽民脂民膏,终至自弃于民”;这个政府“比之日本,不相伯仲。”

 

    荣氏兄弟在进行实业救国的同时,热心于社会的公益事业。荣德生在沪、锡两地各创办大学一所;普通中学一所,职业学校(公益工商中学)一所和梅园读书处;小学10所,至于机工养成班等更多;造桥100多座,修路40多公里;创办全国第一个有书目的乡村图书馆大公图书馆;编印、广为散发《人道须知》等公民教育教材,竭力倡导、推行公民教育……不难看出,荣德生确实是一位屈指可数的杰出人士。

 

    自从荣宗敬逝世以后,荣氏企业逐渐分裂为由荣德生、荣鸿元(荣宗敬之子)、李国伟为代表的三个系统分而治之的局面,加上早就分道扬镳的福新和吴昆生父子控制的申九,统一的荣氏企业集团已经不复存在。抗战胜利以后,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荣氏实业的第二代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齐心协力,而是热衷于自立门户,另创局面。无论父子、叔侄、翁婿、兄弟、郎舅、亲朋,都是各有各的打算。他们之中,有人用大量资金购置房地产,建造花园洋房,追求个人享乐;有人醉心于本轻利速的投资事业,结果将大量的资金付之东流,造成严重亏空。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日益临近,有人开始大量抽逃资金,把许多生产设备和物资运往香港、台湾,另建新厂。据上海申新各厂的不完全统计,运走的各种设备、物资,包括棉纱、棉布、印花布以及黄金和各种外币,共折合美金1000多万元。到解放前夕,整个荣家企业资金枯竭,管理混乱,开工不足,人心涣散,濒临破产的边缘。

 

春回大地,二三两代重振雄风

    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全国解放前夕,荣氏家族的大多数人离开了上海、无锡,移居海外。荣德生做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他和四子荣毅仁及七子荣鸿仁一起留了下来。这时的荣德生年迈体弱,七子才二十几岁,管理荣家企业的重任落到了荣毅仁的肩上。荣毅仁事实上已成为荣氏企业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上海解放以后,荣毅仁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重视。他应邀出席各种会议,担任上海市各界劳军委员会和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云、陈毅等中央和上海市的领导同志多次找他谈话,征求他对恢复发展工商业的意见;陈毅、潘汉年等同志还亲自登门拜访,与他倾心畅谈。1950年6月,荣毅仁去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毛主席向他表示热烈欢迎,并关切地问候荣德生“老先生可好”,勉励他要坚持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周总理则亲切地称他为“少壮派”。这次接见,令荣毅仁印象深刻。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1956年1月10日,荣毅仁陪同毛泽东参观上海申新纺织厂

 

    1952年7月荣德生逝世,终年78岁。他一生布衣布鞋,粗茶淡饭,从不奢华。

此后,管理荣氏企业的重任由荣毅仁独力承担。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购买建设公债、企业民主改革和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运动中,荣毅仁都走在工商界的前列,因而多次得到毛主席的称赞。1957年初,由毛主席亲自建议,推荐荣毅仁担任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9月,邓小平受毛主席委托,又提名荣毅仁出任国家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1986年6月15日到18日,荣氏五代亲属受到邓小平接见

 

    改革开放后,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家副主席,并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1998年3月3日,江泽民在九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与荣毅仁交谈

 

    1979年1月17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邓小平就约见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代表人士,与他们一起探索进一步落实原工商业业主政策及他们作用的发挥问题。邓小平希望荣毅仁“出山”,闯出一条新路来。还给了尚方宝剑:“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所谓全权处理,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就不要犹豫。”荣毅仁提出了建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负责人的同意。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陈云提议把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企业。

 

 荣氏家族,中国首户民族资本家(一)            

1998年3月19日,胡锦涛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与荣毅仁交谈

 

    中信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开展咨询,开拓国际租赁业务,开发房地产,到国外办企业,组织亚洲卫星公司,成片开发大榭岛,发展成为拥有13个直属子公司、7个直属地区子公司、6个下属子公司以及7个海外子公司、2家香港上市子公司,总资产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的跨国集团。      

                       

    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是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1989年6月5日,香港恒生指数狂跌581点,跌幅高达21.57%,股民纷纷抛股套现。荣智健主持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会议,决定收购香港最大上市公司香港电讯有限公司的股份。通过自有资本、发行认股权证、债权与贷款斥资103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英国著名杂志《世界金融》将此次收购评为1990年世界最佳融资项目。2003年,荣智健被评为中国首富。

    荣德生建造的于1934年农历八月竣工的宝界桥已不适应交通发展需要,1994年10月,荣智健与无锡市政府商量,旧桥保留,由他出资3000万元港币,在边上再另建一座宝界桥。五里湖上架起的这宝界双虹,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首户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象征着东方文明古国建设公民社会的强劲势头与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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