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荣氏族益会的故事 明正德年间,荣氏先祖水濂公迁居无锡西乡，悠悠岁月，荣姓的女儿一一被嫁出去，外姓的女儿则不断被娶进来，年复一年，历经500多年，一个以姓聚居的江南巨族由此诞生，其集聚的山麓溪畔也就被称为荣巷，开设有荣氏女塾、公益小学、竞化女校、工商中学、大公图书馆，还有义庄、祠堂和医药局等，另有开原路、桥梁、梅园，巍巍成镇，形成了自我服务的小体系。 抗战爆发后，地方秩序大乱，族人离散，荣巷原有的公益设施大都遭到破坏，活动中止，自此至几乎整个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战乱的环境下，荣巷如何自治？ 成立族益会：人与财的集聚 1942年7月的一天，有位避居上海的长者荣明达，自沪返回荣巷故里，眼前所见，是战火留下的满目疮痍：虐政肆毒，奸匪横行，哀民嗷嗷，不得温饱，鳏寡孤独亟需救济。荣氏先辈早有告诫：“属吾族者，虽贫不弃！”（《原序》，《荣氏宗谱》第1卷，1935年冬）返沪后，他向避居沪上的荣氏族人介绍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说了自己的想法——建立公益组织“无锡荣氏族益会”，以此来救助家族孤寒。这一首倡获得了荣蓉初、荣兰亭、荣得其、荣培锦、荣翰泉、荣孝范、荣作人、荣宝熙等族人的赞成。经过数度集议，时机成熟， 8月7日，他们假上海江西路421号申新纺织公司，举行族人大会，宣告无锡荣巷族益会正式成立。遗憾的是，该组织的发起人荣明达先生，此时病危已处于弥留之际，未能参会，不久即去世，但他的倡议，成为这一家族的希望。 荣氏族人19人，组成了族益会第一届委员会，其中7人为常务委员，由荣兰亭任主任委员，荣蓉初、荣条甫、荣孝范3人为保管员，荣方舟、荣瑞昌2人为监察委员，分设办事小组：总务、文书、会计三科，荣得其兼任总务、文书，荣作人任会计。1945年8月，形势变化，族人加入族益会的人大增，于是就改组委员会，设理事会，荣鄂生先生任理事长，荣德生等8人任理事；另设专门负责筹集资金的经济委员会，由荣鸿元任主任，荣毅仁等3人为常务委员，荣尔仁、荣耀馨等7人为委员。两会之下设立校务、保管委员会和干事会，干事会有干事21人，荣兰亭为主任，仍分设三科，荣得其依然兼任总务、文书，荣耀松任会计。1949年，荣耀松主编了《无锡荣氏族益会汇报》的小册子，让我们能一窥这个家族自我治理的实例。 族益会成立后，做事的前题即是募集资金。最初，他们目标募集基金20万元，经常费5万元，消息传出后，族人捐款踊跃，迅即募得基金23.05万元，经常费3.835万元，基本达到了预期。原本指望基金生息，以付开支，不料，由于货币贬值，物价腾飞，仅一年多，到1943年底，这笔钱就散用告罄。自1944年起，族益会改作每年度募捐一次，随募随用，一年为限，以免贬值。1944年募集中储券701.9万元，1945年募集中储券521.9万元加法币27.15万元，1946年募集法币6222.75万元，1947年募集2.07亿万元。因为物价涨得已是昨天与今天，上午与下午都不一样，所以，自1947年起，改为募捐实物，以大米为标准，有时不方便，就随时按大米市价折合成现款，并改作一年分两次募捐，且缩短从募捐到散发的时间。1948年，上期有21户认捐了大米244石；下期有38户认捐了大米308石，另外再募得孤寒临时救助金约合大米15石。在历年捐助过程中，除了荣氏族人不断增多外，不少外姓的热心人士，也慷慨解囊，加入到这一善举中来。 作育人才：“最重要及最迫切者” “本会认为地方教育之举办，与经费之补助，为各项工作中最重要及最迫切者。盖作育人材，不但为国家培养元气，且与地方兴废攸关。” (荣氏族益会编，《无锡荣氏族益会会务汇报》，1949年3月铅印本，第20页。本文所引资料，除注明出处外，均摘自该书)。这既是族益会会员的认识，更是荣氏族人的共识。 抗战爆发后，校舍毁坏，弦歌中辍。在族益会成立之前，荣巷就有人开办了溪北和养正两所小学，校长分别为荣汉成和许浩然。办学经费不够，他们就到处化缘，依靠私人捐助艰难维持。荣氏族益会成立后，就接办了这两所小学，这样，学校遂蒸蒸日上。后来，两所小学各有学生毕业，而附近又无中学，各自开办，规模均太小，于是，族益会就再开设群益中学，地点设在“复庐”，该建筑中西合璧位于西浜150号，为荣鄂生所建的家祠，建筑之北为三间享堂，题匾“自怡”，左右门洞分嵌“枕经”、“蘼史”；中为楼厅三间，设藏书室，上题“绳武楼”，下题“耕乐堂”；南端东门房，西庖室，中为甬道而铁门，院内还植有雪松、广玉兰，是个理想的地方。当时每学期的办学经费，群益需大米15石，溪北和养正各需4石；另外还发放奖学金3石，这些全部由族益会承担。每年放暑假前，族益会还会组织三所学校的学生，举行混合竞赛，对取得优胜成绩的学生，再给予奖品，以资鼓励。另外，对于因家境艰困，无力上学的，族益会还创办贷学金给予扶持。荣姓子弟，由荣子威族长主持；外姓学生，由当地保甲长介绍。最多时，3校免费生发放大米25石，负担还是不轻。 抗战胜利后，群益中学搬到了1919年荣德生创办的原公益中学内，经费也就由荣德生在族益会之外独立承办，恢复到战前私立公益中学的办学状态，减轻了族益会的负担。到1946年8月，两小学合并取名为群益小学，取“群策群力”之义，不久也恢复了公益小学的名称。1947年秋，荣容之任校长，办学年余，即获好评，谓：“卓著劳绩！”这样，到无锡解放之前，两所学校，在校学生有1500多人，小学的费用每学期需大米150石之巨，连族益会的同仁们也惊呼：“值此时局动荡不定，今后经费负担，恐益将增重也！” 族益会支持的公益中小学，不仅满足了荣家子女的就学，而且住在荣巷的江南大学教授子女也随近就读，邑报报道：1948年6月12日，开原镇教育会主办全镇小学演讲竞赛，“据悉这次第一第二名的讲员，都是江南大学教授的子女，王应坤是王庸教授的女儿，薛松筠是薛教授的女儿，他们都在开原中小学读书，都是家庭教育很好的孩子。”（《开原镇私小演说竞赛》，《江苏民报》1948年6月13日） 扶贫帮困 荣德生作为家族巨富，给予族益会以很大的支持。1943年正月，避居上海的荣德生在战后第一次回无锡，他来到梅园山巅，“环顾湖光山色，依旧美好。时适微雨，不觉衣之湿也。”（荣德生撰：《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62-163页）在苦难动荡的岁月里，他与族里众人给予荣巷族人的，不仅是物质，更是信心。 根据日本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1940年底的调查，当时荣巷镇“无业”户数比例占12%，（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编：《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况调查报告书》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37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1941年2月）由此可见，孤寒人员还是不少。除了办学，族益会另外做了五件事： 一是“孤寒助金”。族益会成立后，对族内孤寒情况进行彻底调查，第一批被列入救助者的名单有50人，族益会派人上门挨户施分，给予每人每月大米1斗，儿童则减半。当时物价尚低，故每期仅需1000多元。不久，米价趋高，每份从25元，上涨到50元、100元，到1944年夏，终因款项与米价之比相差太大，只得减半发放食米。到了1948年，作为战前原来维持地方公益的家族组织荣氏义庄得以恢复，故其代表人荣方舟助捐18石大米，地方荣蓉初先生私人捐出1.5石，荣鄂生、荣培锦等也积极响应，使该善事得以延续。 二是“施诊给药”。荣巷地处无锡西乡，日常就诊问医多有不便，战前该镇就设有夏令施诊给药局。族益会成立后就恢复并接办了该局，由荣子威任局务主任，聘请沈亦苏为医务主任，并约请左近医生，分期担任内科、外科和针灸三科，这局一直坚持到1949年，为地方患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该局按旧例只在夏季开办三个月，由此，族益会又聘请了两位中西医医生，遇有族中清寒患者，给予免费救治。 三是“施材义葬”。1942年冬，族益会向“同仁会”定购施材10具，并由族人荣奎甫施衣若干套，对去世的清寒无后的族人给予施材及服装，并代为葬殓。先后在横山购地两块，用于安葬；告满后，又在朱祥巷西首旗杆下购得地基一块，定作荣氏本姓公墓。对于外姓人，族益会也没有放弃，先后购备施材30余具，交由镇公所主持施给。 四是“受托保管”。族中有遗孤弱小，或因家庭纠纷，就将契约、单据等委托族益会保管，以利公平和安全。 五是“协助地方设施”。镇公所是政府基础组织，然而，在族益会成立后，每月还补贴资助其经费，名之曰：“请愿警补助费”，以期维护地方设施。族益会还对地方吸毒人员勒令戒绝，修浚东街及通东浜的沟渠，资助荣巷镇“救息会”添置震旦洋龙一具及皮带多条，调解族人纠纷，介绍族人职业等等，细碎点滴，尽力为之，不胜枚举。 严密的自治组织 荣氏族益会，虽然仅是一个家族的公益组织，但它抱着“办事若有成绩，捐款自能踊跃”的信念，建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保障。 族益会制订了《章程》和《组织规程》，各十四条及十一条，以此规范组织的行为。该组织的宗旨为“办理无锡荣氏族务和地方公益事业”，因委员均避居上海，故会址也设在上海，但在无锡荣巷镇上设有办事处。 族益会设有理事会和经济委员会，所有召开的会议及讨论的议题，以应参会人员和同意人员过半数为有效。 理事与委员全部由最高权力机关“族人大会”选举产生，任期均为三年。两个组织均是每半年开会一次，事实上，不时还召开临时会议或联席会议，以应事急。族益会理事长的职责是：1、对外代表本会，2、召集本会会议，3、执行本会决议，4、执掌本会印信，5、接纳族人建议。看起来是权力小而义务多，只能算作牵头召集人。 下设干事会，具体承办事务，故所开会议要多些，一般是每两月召开一次，有21人组成，分设三科，第一总务科，负责筹备各种会议场所，办理各种庶务以及其他各科不管的事项；第二文书科，负责撰、拟、收、发及保管文件，拟发会议通知，记录会议内容，整理提案及决议；第三会计科，负责管理经济出纳，记载账目，编制经费报销及保管财产实况。这里看起来，职责分明，官少兵多，挥手的少，干活的人多，沽名钓誉挂名的一个也没有。 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麻烦。如第一次散发赈米，虽然具体承办人荣子威、荣蓉初等破除人情，秉公办理，但还是有个别人“恣忌”；也有如1942年秋，平粜面粉，“讵贫苦户口，未得实惠，众口沸腾”等情况。族益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内则秉承族中长老诸公之指示督导，外则端赖地方热心人士之赞助匡济。”专门订定《约章》，为避免歧义，将救助对象明确为三种，一是常年按月补助者：“鳏寡孤独、无人给养者；伶仃孤苦，无人抚育者；残废疾痛，不能工作者；及其他特殊情形者。”二是临时予以补助者：“鳏寡孤独、清寒贫苦者，及家无恒产，人口众多，而为人安守本份者。”三是黟除规定：“犯有乱伦乱宗行为者、犯有盗窃行为者、犯有作奸不法行为者，吸食毒品者、子女行为不正、明知纵者”等，一方面尽力把好事办好；另一方面也是以此引导家族的道德规范。每逢清明、冬至两节祭祠时，族益会会将会务及收支公告于族人，还编辑《汇报》，以广览阅，取信于民。 义庄•族益会•现代治理 在抗战前，荣巷镇最大的自治公益组织是义庄，它位于东浜，“拥有田地百余亩，招募佃户租种。佃户缴纳的佃租，则被用于荣氏一族的社会事业的各项支出……每年由义庄发给该宗族的老年人、寡妇、孤儿口粮一担或两担；此外，作为学费资助，由义庄支付学费的其中八成。婚丧补助金则似乎从未有支出。义庄所属的房屋约有百余间，其中部分充作学校校舍……此种义举也可视为以荣氏族人为对象的社会事业的一部分。”（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编：《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实况调查报告书》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37编，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1941年2月）它是基于公共土地与房产的慈善机构。抗战爆发后，义庄无法运作，于是新的族益会接踵而起，它超越了荣氏义庄，将传统家族自救机制向近代社会服务公平的慈善又跨了一步，它不再依赖“庄”，也不仅服务“族”，运行模式更趋于近代社会化，在社会秩序大乱的弱政府的时代，它实施了家族式自救，成为弥补政府管理缺失的有效补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清末义庄的功能、组织和运行机制发生的局部变异，体现了宗族内部传统宗法性的弱化以及新的士绅力量的上升；抗战前后义庄和族益会呈现出了公益性、民主性逐渐增强的趋势，但土地改革打断了义庄的转型，并且在根本上铲除了义庄存在的基础。（汤可可：《近代无锡义庄的转型变迁》，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期，第134-146页） 在充分释放民间力量，完善社会治理的今天，培育民间活力生态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期盼。 浙江余姚诗人施叔范曾评价荣氏族益会云：“有德者必享其荣！”
